星空体育探艺寻道 面向生活——王朝闻的美学人生作者：王莎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北京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王朝闻，1909年出生，2004年去世，四川合江人。美学家、艺术理论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1932年考入杭州艺专；1940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进行雕塑创作与教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长，《美术》杂志主编，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著有《新艺术创作论》《一以当十》《论凤姐》《审美谈》《审美心态》《雕塑雕塑》等。

　　近代学者王国维有句名言：“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如果把这句话中的“哲学”换成“美学”，大致也可以成立。许多美学著作，虽然有理论深度，但艰涩难懂，给人们的理解造成很多困扰，令一些人望而却步。然而，有人说，王朝闻是一位“可信又可爱”的美学家，因为他总是能将深奥的美学理论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王朝闻，原名王昭文，后取《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中的“朝闻”二字而更名。他通晓美术、文学、戏剧、曲艺、摄影、电影、舞蹈、民间艺术等多种艺术门类。有人把王朝闻称为艺术家型的美学家，也有人称其为学者型的艺术家，可以说，王朝闻两者兼而有之。他以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和杰出的艺术创造力创作了诸多优秀美术作品，也撰写了诸多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文艺理论著述。

　　王朝闻的艺术理论迥别于一些偏重于从哲学出发的美学理论，他更注意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到本质、由特殊到一般的研究方法，将丰富的日常生活、艺术体验与美学理论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艺理论风格。

　　艺术从远古走来，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无论是夏商周时代以精神性实用目的为主的艺术还是现当代艺术，几乎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王朝闻来说，他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美的自由王国里。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天上的一朵云，地上的一片水洼，墙壁上的一串斑痕，都能引起他天马行空、妙趣横生的审美想象，并幻化成各种艺术意象。王朝闻在著作中曾多次谈到兴趣问题，他说：“研究工作跟谈恋爱一样，没有兴趣，不动心，是搞不好的。”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学者，既要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又要投入真情实感，才会具有与他人不同的研究个性。

　　王朝闻非常注重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并及时付诸文字。红学家李希凡回忆，他第一次见到王朝闻是20世纪50年代在中直礼堂看马连良的《四进士》，王朝闻从始至终都是一边看戏，一边记笔记。作为一位艺术理论大家，他对艺术与生活始终充满热情，而又不失勤奋与谨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朝闻出版了《面向生活》和《喜闻乐见》，仅从这两个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关注的焦点所在。王朝闻认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深入体验生活、观察生活是艺术想象力、创作灵感的直接和主要源泉，对于艺术创作有决定性作用。他说：“艺术创造的秘密是向生活学习，艺术研究的秘密也是如此。艺术家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其含义是非常广博而丰富的，这种认识不仅包括对生活的历史规律和生活本质的理解，而且还包括对具体生活素材的辨析；不仅包括哲学、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角度上的抽象思考，而且还包括对心理学、美学范围内各种情绪、情感、体验、感受的了解。这种认识从来不把生活的丰富性和感性内容抽空，相反是以生活的丰富性和感性内容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艺术家既要有广博的知识，也要有对生活真切的感受，在此基础上，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创作的中心，力求创作出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理想，同时又能得到世界认可的优秀艺术作品。

　　在创作方法上，王朝闻推崇新现实主义，反对和排斥自然主义，认为艺术创作不能公式化和概念化，艺术形象也不是自然的翻版，而是艺术家通过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通过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创作出有独特性的艺术作品，而且艺术作品应该比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有普遍性。艺术家应该走在观众前面，用艺术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艺术要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但不能迎合低级趣味。当下的艺术创作，仍然存在如何做到雅俗共赏、如何兼顾大众化与高雅化的问题，王朝闻精辟而深刻的见解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文心雕龙·知音》言：“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美学家朱光潜也曾说：“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可见艺术实践对于艺术理论的重要性。艺术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具体的生活实际、艺术创作以及欣赏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没有理论指导的艺术实践是盲目的，离开实践的艺术理论是空洞的。

　　现在，我国文艺界依然存在艺术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的现象：一些美学家的思考悬浮于理论的象牙塔中，没有与实际很好结合起来；有些艺术家执着于艺术技巧的“锤炼”而不知美学与艺术理论为何物。艺术家对于理论的轻视，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一些美学理论枯燥无味甚至佶屈聱牙，令人望而生畏。王朝闻的艺术与美学思想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时刻关注艺术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提出针砭时弊的建议，而且总能将深奥玄妙的美学思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他的艺术理论不仅容易被学者和艺术家接受，而且普通大众也看得津津有味，真正做到了“喜闻乐见”。

　　王朝闻自幼热爱美术，尤其对民间艺术怀有浓厚兴趣。1932年，他考入杭州艺专学习绘画和雕塑，半工半读，既搞创作，也写文章。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朝闻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未能卒业。

　　1940年，王朝闻到了圣地延安，成为抗日宣传战线上的一名战士。那时，一些艺术家只强调将文艺作为宣传的武器，而忽视作品的艺术性，王朝闻提出：艺术应该“再艺术些”！艺术作品只有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才能真正起到影响和引领人民群众的作用，才能真正拥有凝聚力与震撼人心的力量。据说有一次，王朝闻创作了一幅抗战宣传画，有群众挖掉了画中敌人的眼睛，足以想见，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这幅作品曾使很多人坚定了矢志不渝与敌人抗争到底的决心。

　　后来，王朝闻到华北联合大学美术系从事美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王朝闻的重心由艺术实践转到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方面。1950年，他的《新艺术创作论》出版。此书以致友人书的方式，对艺术与生活、艺术的题材与主题、艺术形式、艺术典型、艺术风格、表现技巧、继承与创新等一系列艺术创作中的重要问题发表了诸多真知灼见。可以说，这些问题都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艺术界存在的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问题的探讨，对艺术创作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此外，该书文风质朴风趣，娓娓道来，读来仿佛与一位老朋友围炉夜话，让人感到轻松惬意。

　　王朝闻学雕塑出身，他创作的《选集》封面上的浮雕《像》、圆雕《民兵》《刘胡兰》等雕塑作品，已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也是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的经典之作。他的专著《雕塑雕塑》是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艺术与美学理论的总结。尽管理论著述注重经验描述，但他也明确说过，《雕塑雕塑》实际上就是雕塑美学，它不是给人们提供关于雕塑的技术常识，而是向人们提供什么是美的雕塑、怎样欣赏和创造美的雕塑等理论概括。他在后记中说，该书虽偏重于雕塑美学理论的阐发，未把雕塑现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当作探讨的重点，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例如反复探讨雕塑艺术的美与丑、耐看与乏味、假定与抽象、运动与矛盾、空间与时间、形象的丰富性与单纯性、人格与风格等问题，这些都是他多年接触雕塑以及美术创作而一直思考的问题，解决这些认识上的障碍，有助于提高雕塑创作的质量，造就新时代的雕塑家。举例来说，城市雕塑作为一门环境艺术，如何处理雕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呢？这就需要掌握艺术规律。不是把小雕塑放大就是城市雕塑，要考虑到雕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大小、色彩、质量等问题。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王朝闻的雕塑将中国传统的造型规律、造型精神与主题性现实雕塑相结合，将架上雕塑研究成果与环境雕塑相结合，将中国的传神论及细节描写理论与雕塑的塑造技法相结合。可以说，王朝闻从实际出发的艺术理论对今天的雕塑创作以及其他门类的艺术创作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如何使艺术作品具有独创性以及深刻的感染力呢？王朝闻早年阅读了许多美学和艺术类的著作，如鲁迅译的坂垣鹰穗《近代美术史潮论》、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曾觉之译的罗丹《美术论》，丰子恺的《西洋名画巡礼》以及鲁迅的有关著作等。在延安，他更是研读了马克思、列宁的哲学著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军事著作和中国古代的画论、文论、诗论等，如《图画见闻志》《绘事微言》《山静居画论》《芥舟学画编》《画筌》《文心雕龙》《世说新语》《诗品》《人间词话》等。王朝闻日后的艺术创作与美学理论总能自由地徜徉于不同门类之间，这些古今中外的文艺思想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看似信手拈来的各种材料，其实是他博览群书、厚积薄发的结果。

　　1950年至1966年，除了《新艺术创作论》，王朝闻还出版了《新艺术论集》《面向生活》《论艺术的技巧》《一以当十》《喜闻乐见》五本著作。如果说《新艺术创作论》是“企图解决如何深刻地生动地反映生活并教育群众的问题”，那么之后的五部论文集便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针对当时艺术界存在的“左”的偏颇，王朝闻提出了解决方案，其“生活不就是艺术，题材不就是主题”“艺术作品应有独创性、含蓄耐看”等观点，今天读来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改革开放后，他又出版了《欣赏、创作与认识》《开心钥匙》《不到顶点》《再再探索》《了然于心》《趣与悟谐》《神与物游》《吐纳英华》《石道因缘》等著作，满足了当时艺术工作者对学习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掌握艺术创作方法的需求与渴望，对艺术发展起到了积极引导的作用。1988年离休后，王朝闻主持了《中国美术史》（12卷）、《中国民间美术全集》（14卷）等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他主编的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美学概论》，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艺术理论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已经成为美学与艺术理论的经典之作。

　　如果一件艺术作品没有经过艺术欣赏，那它尚是潜在的艺术作品，没有真正实现其社会功能。换句话说，艺术创作的真正完成，不仅是艺术家的事，也与欣赏者有着密切关系。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关系，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众欣赏的需要推动了创作，同时创作又能满足大众欣赏的需要。

　　王朝闻特别重视对艺术欣赏问题的研究，这与他一生所坚持的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有关。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人民大众是艺术作品的接受者，文艺家在创作时必须考虑到其作品能否为人民所接受。王朝闻根据当时的中国艺术实践，联系中外艺术史上的优秀作品，指出了艺术大众化既要适应观众又要征服观众，既要让大众喜闻乐见又要有较高的艺术品格。艺术家要考虑到受众的欣赏水平，不能脱离大众的审美水平，创作总是曲高和寡；也不能一味地迎合大众，而是要能给他们带来心灵的启迪。王朝闻在《齐白石画集序》中高度赞扬齐白石“既不愿意追随低级趣味而讨好观众，也不愿意为了沽名钓誉而愚弄观众”。

　　王朝闻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适应是为了征服”，认为我们应该创作出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作品，70年代提出“感动不能强迫”，80年代提出“艺术是的统一”。他指出：“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善于发现美，树根也好，石头也好，都是客观存在的，审美者能否发现，发现的深度如何，关键在于审美素养，在于反复审视，这就叫‘旧书不厌百回读’，百看不厌。如果自己没有发现，又不善于发现，就好比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虽然天天念‘阿弥陀佛’却不知其中含义。”他还提出“能欣赏，不一定能创作；不会欣赏，定不会创作”的观点。也正是因为王朝闻有高度的审美敏感，使得他对艺术的创作与欣赏有着独到的观点。

　　王朝闻谈论艺术问题总是能鞭辟入里，切中肯綮。他认为，艺术评论要有具体的材料作为依据，可以采用“寓论于叙”的方式，要想将一个理论问题探讨得深刻就要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根本问题。在艺术界，审美心态有深浅之分，也有对错之别，会影响艺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深入。王朝闻谈到山东曲阜孔庙的画像石，画面是几个骑马人射虎，箭与虎的距离很近，但箭还在弦上，老虎已经落地，这种画面充满了艺术的表现力与想象的独特性。在他的著作中，还有诸多对古今中外优秀艺术作品敏锐又细腻的分析，启发、丰富欣赏者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如《动人的古代绘画》《创造性的构思》《〈磨镰刀〉及其他》等一系列文章对作品的分析都极为精辟。鲁迅早就指出，文艺评论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顾事实、不负责任地瞎捧或瞎骂，都是极端有害的。王朝闻总是能细致透彻地发现作品中的问题，并能实事求是地指出来，从不作违心之论。

　　王朝闻的艺术思想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极具实践意义，并有助于培养和塑造能够欣赏美、创造美的大众。“文艺批评是否可以像文艺创作那样写得美，写得感情充沛，写得引人入胜？许多传统的文论表明，文艺批评自身，是可以当作文艺创作来写作和阅读，甚至值得吟诵的，尽管它不等于文艺创作……”王朝闻认为，文艺批评也应该达到钟嵘在《诗品》中提出的“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要求。其实，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都应该追求如文艺创作般的美感，在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中，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是极具代表性的经典。

　　王朝闻还提出，艺术创造活动始于艺术家深入生活。他说：“作家艺术家与非作家艺术家的差别，不只表现在用什么形式表现生活，而且表现在他们对于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研究时已有差异。”客观事物引起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感受，进而引起创作和表达的冲动，这与艺术家对生活时刻保持好奇心是分不开的。

　　2019年全国期间，习总看望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全国政协委员，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王朝闻正是这样，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坚持艺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立场，从具体的生活现象和鲜活的艺术现象出发提炼艺术的普遍规律，对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探讨，为艺术学理论与学科的建设发展树立了典范。

　　大儒王夫之有言：“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司马长卿谓‘读千首赋便能作赋’，自是英雄欺人。”作家想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不能只埋首书斋，画家想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不能只囿于画室，胸中之“丘壑”、眼底之“性情”，来自生活，也来自对其他艺术门类的借鉴与学习。

　　众所周知，不同门类艺术各有优长与局限。如德国作曲家舒曼所说：“有教养的音乐家能够从拉斐尔的圣母像中得到不少启发星空体育官网，同样，美术家也可以从莫扎特的交响乐中受益匪浅。”中国传统艺术更是讲究诗、书、画、印相结合，相得益彰。王朝闻的艺术理论研究，善于打破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壁垒，他从各种不同的艺术与生活现象出发，探寻艺术发展的本质规律，立足于中国艺术发展的实际，并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到艺术研究中。

　　与王朝闻同时代的美学家，朱光潜以学理逻辑见长，侧重美学与文学研究，代表作是《诗论》《西方美学史》《文艺心理学》；宗白华则以洋溢着艺术性灵和诗情的文字阐发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其《美学散步》充满了诗意与深情。王朝闻的特点是“寓真理于平易近人的描述”，总能从切身的生验与具体的艺术现象出发去探寻艺术的规律，深受艺术家与大众的喜爱。比如，当谈到不同艺术的特殊性时，他说：“泥鳅不能拉得和黄鳝一般长。泥鳅虽短，也许要比黄鳝的行动更灵活些，它何必这么妄自菲薄？”他以此说明各门艺术都有其独特性和一般性，要善于破壁融通。他引用“砌墙的砖头——后来居上”“麦秸秆当门闩——经不起推撞”“横着扁担推麦秸——揽得太多”等歇后语，充满生活的智慧与想象，耐人寻味。除了从本土文学、艺术中汲取营养，王朝闻还提倡进一步放宽视野，引进和吸收国外有益的文艺理论资源，从而了解国外作家、艺术家如何在作品中创造性地体现他们的“丘壑”与“性情”，借助他山之石推动我们的文艺创作。

　　王朝闻在晚年非常重视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提出要努力发掘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理论的精华，同时也要广泛借鉴世界各国艺术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此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学科。他说：“我赞成组织力量，编撰分门别类的美学著作，出版成套论述各门艺术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艺术美学史、艺术审美心理等各方面内容的丛书。”他在主持《中国美术史》写作时指出：“美术史家如果没有起码的美学知识，很难写出体现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相统一的美术史专著。编撰美术史的过程，也就是创造美术史家的过程。”

　　歌德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类精神是不朽的，它就像太阳，用肉眼来看，它像是落下去了，而实际上它永远不落，永远不停地在照耀着。我们相信，王朝闻的作品正具备这样的价值，将持久滋养人们的精神世界。